杨开慧主要作品
杨开慧躲在板仓老家的时候,在1928+00年6月写了一首名为《我的感悟》的诗,50多年后他翻修故居时才发现。诗中虽有漏词(用括号标出),但对丈夫的思念却浓缩在纸上:
天阴,风退,寒气入筋骨。
碾子远行的人,跌宕起伏。
脚病能治好吗?防寒衣物准备好了吗?
一个人睡(谁管),是不是也很惨?
书信不通,也没什么好问的(人类语言)。
恨绝世飞檩,飞身迎百姓。
我不能见你,(惆怅地)我没有时间,
好朋友都是这么做的,没必要多谈。
思念远方的人,再教好朋友。
心长,何时再相见?
2015年,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癌症研究中心高级统计分析师李中泽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偶然发现了杨开慧在1921发表的三篇短文,揭开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指出了杨开慧及其父亲杨昌济研究中几个广为流传的疑似谬误。
耶鲁大学图书馆珍藏《福祥》杂志。
三年前,李中泽得知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有两本关于福祥女校的史料,立即联系。当他看到两页样本,发现其中一页是1921年6月出版的《福祥》杂志时,他想都没想就买了两本史料的复印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纸变得易碎。在李先生的要求下,图书馆工作人员破例打开杂志,一页一页地扫描。本期《福祥》杂志由三湘知名语文教师李·作序。他在序言中说,民国八年(1919),福祥女校“第一次出书季刊”,民国九年(1920),“更有甚者,新一年出书。”民国10年(1921)《福祥》杂志“效法出版”,这是李中泽购买的年刊。
杨开慧三篇散文再现。
这一期杂志刊登了许多名人学生时代的文章,其中有刘(1921傅湘校友,又名,后担任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校长)和(1922傅湘校友,傅湘抵制日货、宣传爱国主义十人团团长,曾与共事。由(李之女,1920-1923,曾就读于福祥特别班,杨开慧同学,鸭梨中学校友刘志勋之妻)所写的短诗十四首,由尤赞珍(后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梁世春之妻)所写的文章三篇。
没想到,里面竟然收录了杨开慧写的三篇短文,分别是《致一个官书》、《随想》和《我父亲的简述》。
到目前为止,除了1982年杨开慧烈士故居修缮中发现的1928-1929之间(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7篇手稿和1990年房屋修缮中发现的1930之间(长沙博物馆收藏)的第8篇手稿。
给长辈写信讨论社会责任。
杨开慧的第一篇文章是《致公函》,是写给杨昌济“挚友”的一位长辈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的无限敬意。她先是阐述了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尤其是对良知的理解,并对当时的南北政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然后对这位长者为和平奔走的举动感到疑惑,希望这位长者能够指点迷津,期待他通过自己的力量影响世界。杨开慧认为,良知的力量有太阳那么大,光明就有太阳那么亮。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是“良知之光”。她同时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有责任扫除黑暗,让世界变得光明。最后,杨开慧请求长辈考虑她父亲在《尹琴张舒智》一书中的“临终遗言”,做到“自立之道”,远离军阀、官僚、政客,“在岩石上盖房子,不要住在沙子里”。遗憾的是,文章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这位长者的名字。但李中泽发现,杨开慧文章末尾所用的文字,引用了其父杨昌济致张信中的原话。此外,杨昌济称她“最近写信严(张)了”,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这与杨开慧提到父亲生前给老人写过信的事实相符。因此,这位长者应该是杨昌济的同乡、密友、曾经主持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张。杨开慧在他的第二篇文章《随想》的开头就指出:“安静不是人生的意义。人,动物也”,阐明好动是人的本性和德性。”她指出,当时学校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作业太多,我们没有活动。“她相信,有了强壮的身体,内心就会变得坚强,精力就会充沛,没有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不是愚蠢的。相反,如果你不强大,你什么也做不了。”杨开慧的话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李忠泽说,目前很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轻体,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远远不够。青少年缺乏锻炼,营养过剩。他们怎样才能强大?从以上两篇短文可以看出,杨开慧当时虽然只有20岁左右,但她不仅文学水平很高,而且见解深刻。
深情地回顾父亲的一生
杨开慧的第三篇文章是《先父略》。推测这篇文章应该写于1920 1到1921六月之间。文章深情地描述,杨昌济小时候很聪明,尤以诗词楹联闻名。杨昌济八岁丧母,自幼随父求学,十四岁不幸丧父。“到目前为止,没有老师。”。因为好学的天性,他在失去老师后依然每天努力学习,终于在19岁考上了秀才。杨昌济尊敬父母,爱哥哥姐姐,关心孩子。同时,他尊重妻子向振喜和小姑子,外出观光时总是带上全家人分享快乐。杨昌济一生有着执着的信念。32岁决定出国留学时,面对哥哥等人的劝阻,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做不到,我的精神生活就要灭绝,这无异于死亡。”10年后,当他1913从德国回来,朋友劝他去生活条件好的北京工作时,他说:“我要在长沙住五年,教育年轻人!”杨开慧的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些现有杨昌济研究中未曾提及的细节,充分体现了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伟大教育家。
三篇短文澄清了一些可疑的谬误。
1977,湘潭市总工会转载《回忆杨开慧烈士》和湖南师范大学《开慧传》,称:“当时杨开慧的《致一位学者的一封信》等文章发表在李先生主编的《福祥校刊》上。”此外,1979出版的《杨开慧烈士传》也写道:“她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祥校刊》上发表战斗散文《攻不平等的根源》和《给一个秀才的信》,以犀利泼辣的笔触和流利的白话文,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但李中泽认为,杨开慧并未在《福祥》校刊上发表过题为《致一位学者的一封信》的文章,虽然与《致一封公函》的标题相似。这些作者很可能没看稿子,就传了。最后,这一期《福祥》杂志载有杨开慧写的三篇文章而不是两篇,所以说“杨开慧还送给毛主席一期载有两篇开慧文章的《福祥校刊》”也是不准确的。此外,杨开慧的第三篇散文《先父略》也澄清了杨昌济研究中的一些谬误:有文章说杨昌济先父后母,这篇文章明确解释了他“八岁丧母,十四岁丧父”。有些文章和著作,包括萧子升的书,说杨昌济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这篇论文证明他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杨开慧纪念馆副馆长刘相尚说:“杨开慧去世早,留下的史料少。由于当时可怕的白色恐怖和杨开慧的特殊身份,她写的东西无法发表,之前的几份手稿就藏在她故居的夹缝里。这一次,李老师发现了杨开慧发表的三篇短文,进一步证实了杨开慧温柔贤惠,孝顺父母,积极进取,敢于突破传统的桎梏,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丰富了杨开慧精神的思想内涵,向后人展示了一个更加真实感人的贵族家庭杨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