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父亲

文/高金叶

一个

又到清明了。伴着漫天飞舞的柳絮,在春天的生意中,我和爱人回到了村里的墓地。几百公里的路,因为扫墓,路不那么远了。墓地已经翻新,筑了围墙,种上了树。一些简单的墓地现在变得更加庄严和正规。日子富裕了,乡亲们要把好日子分享给祖辈。

鞭炮声响起,风卷纸钱,缠绵,摇曳,摇曳。

我的思绪会随着这个飘走。......

47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感觉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冷空气清新。

母亲告诉我,到了县城别忘了把旧衣服包好带回来。

父亲一路送我到胡同口,总想听听父亲说些什么,可是没有,胡同里很深,只有轻轻的、沉重的脚步声回荡。

坐在姐夫自行车的后座上,我看到父亲朝我挥了挥手,好像要说什么,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寒风中,只飘着熟悉的黑色棉袄的裙摆。

我摸了摸酸酸的鼻子,心想有了钱,该给爸爸换棉袄了。

和我一起生活了19年的老房子渐行渐远,村子也是。渐渐地,连村子都模糊在视线里了。家,我刚刚离开了吗?

其实我以前住的家是我奶奶的,我爸爸从小住的家离这个家也就五里地。这是我祖母的。根据家族的传承,我真正的家乡应该在那里。

时隔多年,我突然心血来潮,背着父亲回到了真正的家乡。我翻了翻发霉的家谱,拜访了一些亲戚。我发现我家并不富裕。从我儿子往前追溯五代,除了爷爷奶奶和哥哥两个,其余都是单身传记。我想来我们家从清朝开始计划生育。我甚至发现我和父亲有很多共同点。父亲是独子,我也是独子;父亲有后妈,我也有后妈;父有子,我有子;我父亲住在我婆婆家,我也住在我婆婆家。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

但我还是比我父亲幸运。我有三个姐妹,但我父亲没有。我甚至没有兄弟姐妹。我一个人。父亲经常感到孤独。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说,小时候被欺负,无处求助,只好一个人去博里偷偷哭。

爷爷的村子不大,老房子藏在巷子里,有三间瓦房,东西厢房,院子里还有一棵石榴树。五四那年,奶奶比爷爷早六年去世。那一年,父亲4岁。10岁的时候,爷爷也离开了他。我对爷爷的印象,只是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穿着棉袍的爷爷一脸严肃的看着我。

父亲是继母谢家亲戚带大的。我无法想象父亲没有父母是如何独自生活的。我父亲从未向我提起过那段历史。我问了姐姐们,她们也不知道。安静的父亲总是这样,一个人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尽管他的家庭每况愈下,爷爷还是把他的父亲送到了一所名叫欢馨小学的学校。校舍在村子西边的二圣寺。在众神的注视下,他的父亲在孔子的牌位上做了一份大礼,开始读《诗经》修身养性。

也许是太孤独了,父亲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了书里。我父亲的书读得好,写得好。于是,村里的人在盖房子、上梁、过年的时候,经常要请字。那时候父亲也喜欢画画。他曾经用浸过煤油的纸勾勒出学校佛寺墙壁上的画,并画了下来。

内向的父亲有时会制造麻烦。上学的时候带狗狗回家,喂感情,吓唬别人。

旧房间里挂着一些旧照片。照片中,父亲穿着西装,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站在一起,默默微笑,青春帅气。照片标有“美华摄影”字样。我无法想象我年迈懦弱的父亲当年会如此健在。

1929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土匪遍地,百姓水深火热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维持生计,14岁的父亲只身来到哈尔滨,在老乡开的一家杂货店当学徒。而父亲保存的那套西装照片,就是这段时期的记录。

父亲珍藏这张照片,其实也是珍藏自己最美好的年华。

那年秋天,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因为恰好福晋的父亲目睹了苏联飞机的一次次轰炸,幸好父亲没事。

4年后,18岁的父亲娶了20岁的母亲。婚后第二年,父亲又去了东北,一去就是五年。五年来,我一直生他的气,被日本人打。在东北的日子里,他学会了自立、记账、善用算盘。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没挣多少钱的父亲回到了老家。

我奶奶祖上家境殷实,其中一个曾经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家子弟。但是我爷爷也很早就去世了,我奶奶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被我们家冷眼相待,欺软怕硬,尝尽了生活的艰辛。我舅舅是我家唯一的男人,早年去上海当服务员,25岁去世。

舅舅累死了,白天端茶倒水,晚上照顾田地。一个乡下的孩子不知道如何照顾和保护自己。他就这样死了,尸体再也没有带回来。黄县大部分男人不想待在家里,想去外面旅游。我叔叔就是这样死在上海的。爷爷也是,早前在海参崴去世,有几个黄县人没跟他一起回来。

我妈和阿姨结婚的时候,就剩奶奶一个人了。家里没有男人,地也种不了,父母只好从姥姥家搬到姥姥家。高家成了外人,父亲成了女婿。那一年,日本人刚刚投降。有了大姐之后,二姐来到了人间。

解放战争的炮声响起,原本想在家里过上好日子的父亲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被征入伍,来到了部队。那一年,父亲32岁。两年后,父亲带着伤回家。直到去世,县民政局每月都给他伤残津贴。家里没有父亲穿军装的照片,很难想象父亲穿军装会是什么样子。

建国之初,大有可为,也需要有文化的人。1948,他入党了。他父亲先是在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工作,后来在大队当会计。这位会计已经工作了30年。

那年冬天,有点冷,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这让全家渴望一个男孩的人特别激动,就连已经在床上的奶奶也好像能起来抱抱我。

奶奶身体一直很好。有一次我奶奶,没看过电影,去一所小学看电影,在学校门口摔倒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卧床不起。姐姐们都是奶奶照顾的,奶奶辛苦了一辈子,却没有得到多少回报。1959,她在老房子东边的土炕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那年她84岁。

或许是奶奶去世,又或许是三年自然灾害,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生病了,是肝病。这个病现在不算什么。但那时候肚子还没吃饱,根本不可能去看医生。记得在河沟里捉蝌蚪给妈妈治病。不知道偏方哪里说能治肝病。母亲终于坚持不住了。我七岁时她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是1962。天灾快过去了,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我妈熬不过那一天。我还保留着我妈妈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我们四个人站着,爸爸妈妈坐在凳子上。我妈又高又瘦,戴着发夹,穿着大夹克,看起来有点累。这是我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我母亲去世后,我的继母来到我们家。这门亲事是我舅舅介绍的,他是大队书记。他说高会计孩子多,家里没有女人过日子。继母没有父母。继母的哥哥是邻村的会计。他决定和他妹妹结婚。婚姻很简单。后妈搬了她家的东西,加入他们成为一家人。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和大队书记当媒人的做法。一个父亲让一个男人带四个孩子真的很难。

父亲身材瘦小,性格内向,很少说话。他一生小心谨慎。从我记事起,我就不记得父亲对谁太生气了。村里人提起他父亲的大都市,都说他是个好人。在农村能有这样的评价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我父亲生活在婆家。

小时候总觉得爸爸很忙,每天晚上都很晚才回来。经常在豆一样的油灯下,后妈和姐姐织渔网,我在看绘本。其实我们都很期待走廊里的脚步声。楼道离房子近,脚步声听得很清楚。父亲的脚步声很特别,远远就能听到。当我听到脚步声时,我去打开街门。晚上,我的继母密切注视着街门,天一黑就锁上了。

父亲好像有说不完的账,打不完的算盘。每次在旅部叫他回家吃饭,都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翻着厚厚的账本,拉着算盘。趴在桌子上低头,跟虾米似的。

累是难免的,村子太大,28个生产队。队伍多了,大队的账自然也会多。父亲本可以寻求帮助,但他不想,宁愿独自参与。

我父亲做了一辈子会计。从农会到大队,他经手的账本堆得像房子一样,却很少有因错账而遗漏的。他的账目和他自己的一样清楚。至今知道的人提起父亲的账还是会竖起大拇指,说老会计的账没几个人能做。

虽然账算好了,但也不能吃。从我记事起直到我当兵,父亲一直为如何养活全家而发愁。

父亲时不时蹲在围栏的墙上,看着围栏里只剩下骨架的猪。干燥的烟雾盘旋在父亲的光头上,蜷缩在围栏的屋顶上。爸爸是多么盼望猪快点长大,好卖几块钱,变成我们兄弟姐妹的食物。

新粮下来前的两三个月最难熬。父亲向主人借钱,向西方借钱,以应付家庭的失败。

偶尔做点意大利面,后妈拿来给爸爸,爸爸用筷子嵌入,看着我们,然后叹口气放下。我们发现,本来不胖的父亲越来越瘦了。

那天在自留地上拉滑轮,光着膀子的父亲很吃力,肋骨都露出来了。我想挽着爸爸的胳膊一会儿,爸爸不让,说你还没长大。

终于有一天,父亲下定决心,让正在读中学的三姐退学。那时候大姐已经去上海谋生,二姐上大学。三姐哭着回家,再也没进校门。

14岁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的继母去世了,奶奶活到73岁,很长寿。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已经好很多了。二姐参加工作,三姐结婚。看起来压力没那么大的父亲没有休息,开始盖房子。房子地基刚打好,雨下得很大。搬到厢房暂住的父亲急得毫无办法。

房子终于建好了,父亲松了一口气。父亲挥挥手,对我说,好吧,这是给你娶媳妇的。

我看着我的父亲,他显然要老得多。

高中毕业后,父亲专门找人做了第二个推车架,还买了一个旧轮子安装。说,推,好好利用。从此我就推着父亲的车回村当农民了。

干了一年农活,冬天在勃利给小麦浇水的时候,听到了征兵的消息。晚饭喝粥的时候,我试着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没说话,全家人也没说话,只听见“呼拉呼拉”喝粥的声音。

第二天,父亲问我,你想好了吗?我点点头。父亲再也没说过什么。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梦想,完全无视父亲的想法。其实父亲当时也不一定希望我当兵。毕竟三姐妹都结婚了。毕竟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而且刚刚给我盖好了房子,下一步就是找老婆了。养儿防老,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我父母老了。

而我却盲目向往绿色军装,甚至执迷不悟地直接找人接兵,信誓旦旦地强烈要求。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早就想要的军装。那几天觉得天特别蓝,心情特别愉快。

到县武装部报到的第一天,父亲不让我下地干活,第一次没去大队上班。后妈冲了碗面,全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面条。我注意到我父亲不怎么吃面条。他端着碗,从上面静静地看着我。透过面条的热度,我注意到父亲的眼神里聚集了很多内容。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让我当兵,几乎恳求了所有的村干部。我父亲告诉他们,这个男孩生活艰难,在军队里可能会过得更好。

我们这群士兵每人赠送了一本笔记本,上面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剧照插图。扉页上有父亲代表村子写的书法:铭记阶级辛酸,不忘血泪。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这本书很小,纸也很粗糙。这本书我一直舍不得用,一直留到现在。

当兵后的第三年,父亲因病来到部队。父亲的右腿小腿明显肿了,每天晚上都疼得厉害。我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说是脉管炎,给了他洗洗吃的药。

我从医院坐车回来,下车的时候爸爸告诉我钱不见了。我问多少钱?父亲说五美元。我爸为了五块钱烦了好久,说好几天挣不到五块钱,我就扔了。

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在梦里感觉到有东西在我腿上动。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亲在抚摸我的腿,轻轻地,轻轻地。一次又一次。突然,一股热流冲遍了我的全身,我假装不知道,让爸爸摸我那里。我的眼角满是泪水。我的父亲,我沉默的父亲。你的爱其实在心里,从来不做更多的表白。

父亲在老家建的房子,并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我的新房。我在省城找到了一个人。

婚礼在我的家乡举行。那天从省城开车回老家,车太慢了。当时没有高速公路,需要10小时。当我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父亲邀请村里的长辈和干部到他家,坐在炕上。父亲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没有责怪我们迟到。婚宴的第二天,来了很多乡亲,不喝酒的父亲那天居然第一次喝了酒。

后来我有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时我在Xi安军校读书,妻子回老家生孩子。父亲早早给孙子取名,如果是男孩,叫什么名字?如果一个女孩的名字是什么的话。父亲回到老家,查了家谱,问了代代相传的事情。儿子出生那天,爸爸买了一大袋糖果分给大家,开心得合不拢嘴。因为高家从此有了继承人。

之后的几年,父亲来过省城几次,也住过姐妹们的家,但住得最久的是我的老家。他习惯了家乡的环境,在城里没什么熟人。他觉得委屈。

父亲越来越老了。1988年夏天,三姐发电报给部队,让我回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立刻赶回家。我看见父亲坐在炕上,身体有点虚弱。继母一直责怪父亲,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那么忙,还要回来这么远。原来父亲笨手笨脚,摔倒在路上。

我不敢大意,就和三姐商量让爸爸住在三姐家。这位老人太老了,不能照顾了。

两年后的冬天,继母在烟台因病去世。当我到达烟台时,晏殊修女告诉我,她的继母在去世前向窗外望去,想见她的父亲。父亲从北京回到烟台,去殡仪馆见了继母最后一面。我父亲后来告诉我,你母亲很平和,就像去世前一样。父亲和继母共同生活了28年。继母走在她父亲的前面。

我带着继母的骨灰盒回到了老家。继母葬在东河边,父亲后来去了继母的坟前几次。

三姐夫是厂里的电工,是电器维修专家。后来辞职专攻电机。他对父亲既勤奋又和蔼。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好人都长寿。1992春节刚过,一辆车骑着摩托车撞上了他,当场停止了呼吸。

三姐夫出事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大姐家,全家人都瞒着父亲。直到五一爸爸到了济南,我才统一跟爸爸说了这件事。父亲很久没有说话。我在父亲的眼里看到了更多的浑浊。

从那以后,我父亲哪儿也不去了。他经常一个人坐在三姐家门前,斜睨着阳光下街上过往的行人。有人沉闷地跟他打招呼。

那时候每年春节都要回老家过年,不管天有多冷,路有多难走。父亲在这里,家乡是一根无形的绳子,拴着我们的牵挂。

初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爸爸拜年。父亲已经起床,穿着新衣服坐在炕沿上,等着我们走。拜年后,父亲告诉我们应该去找哪些长辈,去年有哪些晚辈来拜年。于是我和儿子就按照父亲说的那样挨家挨户跑,一点也不敢大意。

父亲一生节俭,舍不得花钱。我们兄妹给他的钱他都留着,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他抽烟很多,而且总是抽自己的干烟。后来他不种烟了,抽极便宜的烟。他把我们的一些好烟换成了便宜的,说它们没意思。不够。

他喜欢写日记。我看了我父亲的日记。就像他当会计时的流水账一样,清清楚楚,淡而无味。家里的事,时间的事,人的事,地点的事,都有,但没有细节。父亲的日记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父亲的心深深藏在心里,谁也无法窥视。父亲一生的艰辛只有他一个人承担,其他人不会分担。

今天是我父亲的85岁生日。父亲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一,天气炎热。那一年,我们在三姐家给爸爸过生日。父亲的腿不好,走不远。我们在村里的那家小饭馆要了一桌价格最高的米饭,一顿饭只要300元。父亲觉得有点奢侈。

那天父亲非常高兴。他吃了一些海鲜,排骨,喝了一点红酒。

但那是我父亲的最后一个生日。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庆祝父亲的生日。

2000年春节,我们已经连续回家过了好几个春节,本来想在济南休息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总是有点不安。我告诉我的妻子,这个春节我们除了回家什么也不要做。其实春节后我准备去空军指挥学院学习,通知已经收到了。

那年春节,父亲的精神特别好。一向不爱说话的父亲让我坐在炕上,用被子盖着我的腿,对我说了很多话。父亲详细地给我讲了高家的家史,包括爷爷、外公、舅舅,让我把家谱记好。还告诉我们家谁欠谁的,父亲欠儿子的,世世代代都是这样。他拿出两个涂着红漆的木托盘,父亲对我说,我为你难过,儿子,我什么也没留给你。我给你这两个盘子。他们属于高家。把它们作为纪念品。

父亲还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现代汉语词典》,另一本是《联合林珍奇》。让我把它给我的儿子。说是专门给我孙子买的,让他好好学习,没有知识什么也干不了。

冬日的阳光下,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合影,父亲瘦削的脸上挂着微笑。

第六天我们回济南,因为要回去工作。正月十一上午,三姐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病危,正在抢救。医院报告说她病危。我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前几天不是好好的吗?你怎么能马上死去?

我请假,开车回去,一路上各种猜测。大巴车到了潍坊,同学打来电话,电话里有哭声,说大伯快不行了。别急,路上慢慢走。

眼泪立刻流了下来。悲伤伴随了我一路。我失去了父亲。

终于到家了。院子里挤满了人。前来悼念的村民络绎不绝。父亲的遗体被放在中间的木床上。展出了一些产品。燃烧的油灯和熏香发出微弱的光。父亲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安详得像睡着了。

我立刻泪流满面,跪倒在地。父子不孝,没能见你最后一面。

三姐告诉我,爸爸晚上起来解手摔倒了。他感觉很糟糕,立即被送往医院,但没有抢救过来。医生说是脑溢血。很快,我没有留下任何消息。

我明白,父亲该说的话,春节的时候已经说过了。父亲有预感,否则不会有春节这种事。我也有预感,不然不会坚决回家。这能是父子间的一种感应吗?不知何故,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一起埋葬了父亲、母亲和继母,阳光明亮地照在坟墓的新土上。初春的风有点冷,燃烧的纸钱飘在空中。河堤很长,杂草丛生,我想父亲在这里不会寂寞。

父亲死得很好,没有痛苦,也没有抚养他的孩子。他活到了86岁,是高家最长寿的老人之一。

父亲的日记到去世前一天:14年2月。正月初十。星期一。天气多云。李的同事们起床吃早饭。

李是三姐的二女儿。那天李的工友们住在三姐家。也是我爸爸写下来的。

离家时,我带走了父亲所有的日记和父亲所有的信件。我觉得父亲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都在里面。一颗善良的心,一个真诚的品德,一个不张扬却坚韧不拔的意志。

经常看到父亲的字,就像看到了父亲。我在和我父亲窃窃私语。我告诉父亲,我们都很好,叫他不要担心。我还跟父亲说,我们懂得生活,懂得做人,懂得做事。这些都是从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潜移默化中得来的,这笔财富。比什么都重要。

父亲,如果你还活着,你今年刚好107岁。全把这篇文章当做对令郎的深深怀念。我会写下来,烧掉,在你耳边低语。......

作者简介:高金叶,笔名碧谷轩主人。山东龙口。1973入伍,在空军工作30多年。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军区空军机关主任,空军某航空兵学院政委,空军大校军衔。后调入山东省直机关工作。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他发表了数百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特写和诗歌。短篇小说集《真情实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品被收入《飞向顶峰》、《盛开的军花》、《军魂》、《胶东家族散文选》、《母亲的力量》、《义和团之战》等书。长篇纪实文学《北方雄鹰》发表于《时代文学》,青岛出版社出版,齐鲁晚报连载。该作品获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山东省一等奖。出版《胶东高科技散文集十二卷》。作品多次在文学期刊、文学网站获得征文奖。

一点好比顾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