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的死是这样的——我怀念我的爷爷陆宗达

我的祖父陆宗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一生研究名物训诂和考据,是“张(太言)黄(侃)”学派的重要传人。今年9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纪念陆宗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300多位来自社会各界和港台地区的嘉宾深切缅怀了我祖父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并纪念《吕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出版。据我爷爷说,我家祖籍是浙江慈溪县,但是六七代以前就定居北京了。我的祖先做生意,包括一家药店和一家帽子店,还有几处房产。但在封建社会,商人有钱没地位,就培养爷爷在家读书,希望他发光。

祖父很有才华,也很聪明。小学的时候,我进了著名的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也就是今天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上二年级。而且因为成绩优秀,学校还特准从三年级开始读。爷爷的作业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在地理课上画的地图,曾经被地理老师作为样图教学生。我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张老师认为我爷爷不用上六年级,支持他提前一年参加中考。结果我爷爷考上了著名的顺天中学(北京四中的前身)。中学时,我爷爷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有时他能解决数学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每当老师遇到难题,总是被要求站出来解答,经常被要求站出来给学生在黑板上示范。

高中毕业后,我爷爷很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但他去北大一问才知道,申请北大理科要考英语,而且他在四中学的是德语。于是只好选择了北大中文系,先上了预科,然后很快转到了本科。当时中文系的课程分为文学、语言、文学三个专业。我爷爷选择了语言专业,也选修了一些文学课程。当时有两个教文学的教授很欣赏他的爷爷。一位是教授词的刘先生,另一位是教授汉魏六朝诗歌的先生。他们都认为他的祖父在写诗和歌词方面很有天赋。黄杰对他的祖父说:“你就跟我学汉语和韦小诗吧。”祖父对语言学感兴趣。

1926左右。祖父通过吴(翟建饰)先生认识了国学大师黄侃(纪纲饰)。听了几次黄侃的讲座,我爷爷被他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深深迷住了,马上去他家向他取经。有一天,下午三点我爷爷去探望,黄侃还在床上。祖父站在东门廊下等待。谁能想到,黄侃一觉睡到将近六点,这时天已经昏了,爷爷还没有走。黄侃大为感动。从此,师生关系更加密切。

祖父从小就关心时局和国家大事。正是在他中学二年级的时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祖父很快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他爷爷被捕后,被关进了北大三院。当局认为这些中学生是一群“十几岁的娃娃”,很快就释放了他们。从此,我爷爷有了更强烈的护国利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意识。

他考上北大后不久,他爷爷受舍友胡和王兰生的影响,在1926秘密加入了* * *制作党。当时北大是* * *产党发展的关键点,很多学生入党。继“四·一二”1927之后,还在北平逮捕了* * *制片人张。党组织被破坏了,我爷爷和大部分入党的同学都和党失去了联系。

抗战结束后,北大南迁,我爷爷未能随他而去。看到当时北平的文教机构被日本人接管,他来到辅仁大学,这是一所由教廷开办的天主教学校,不受日本人管辖。因为我爷爷此时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名气,有日本汉学家来找他取经,但我爷爷婉言谢绝了。他偷偷阅读宣传抗战的刊物,帮助学生从北平逃到大后方参加抗战,冒着极大的风险,几次险些酿成事故。抗战胜利后,我爷爷和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因为他社会交往广泛,有很多同学、朋友、同学,有各界人士,也有国民党。地下党希望爷爷借此机会做点工作。不久,我爷爷当上了华大的院长,暗中保护进步学生。后来,我祖父,一个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学生,要他去警备司令陈继承给他儿子做家教,地下党要他答应。爷爷说,陈的儿子爱开车,经常开着挂着“警卫”牌子的车跟着爷爷在市区转悠。祖父趁机给地下党传递信息。

当时我家的住宅很大,里外两个四合院,旁边是三个长条形的院落。所以当时地下党市工业部选定我家作为联系点,经常见面,开会,联系,入住。很多从北平到解放区的地下党员,都是被地下党送到我家住几天,准备好了再从我家出发。我的曾祖母不知道详情,经常埋怨她爷爷,说:“你从哪里吸引来这么多人?你整天三五张嘴来来往往,连吃带住!”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我爷爷剃了光头,化了装,拿了假身份证,在一个商人的掩护下,和我奶奶、我五姨一起准备封锁,去解放区开华北的人大。原来我爷爷有个学生,在解放区附近的一个县当县长,说可以保护爷爷不越界。没想到他临时变卦,说风声太紧,不能保证安全。所以我爷爷想从静海县绕道。有一天,他在县城里走着,撞到了一个人。他一看,以为是坏了。那人没说话,跟着爷爷,跟着客栈。见周围没人,他低声说:“老师,我现在做什么不用你说。我建议你赶快回家。前两天,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试图伪装去那里。他被认出并被活埋。你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忍不住提醒你。再往前,我就不敢安了。”原来这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在静海县党部工作,他爷爷认识他。爷爷走了几个弯路,都没走成,只好回城。不久后,北平和平解放。那一年,我爷爷44岁。爷爷是个浪漫的人,喜欢生活,尤其喜欢昆曲,会出百招。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曾在什刹海附近的一座寺庙里住过一段时间,为的是离北大近,来往方便,同时也能和喜欢这个的朋友聚一聚。当时的赵(银行家、藏书家)先生曾写道:“鲁子...住在什刹海萧寺,闲时谈读书,受命作伴时吹笛子唱歌,也是百依百顺。冬夜唱歌,手挽手走在冰上,月色如银,空池照。余庆(书法家朱嘉基)长啸一声,声音清亮清晰。古寺寒林也呼应。年轻人的精神相当淡漠……”

我也隐约从我爷爷那里听说过这些往事。那时候朋友来庙里找爷爷玩,大家总是聚在庙山前。这里有一片空地,面对后海的湖,有几棵绿叶遮天的古槐树。夏天,凉风习习,清荫复土;冬天,树枝蜿蜒,充满古意。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吹着长笛,唱着这首歌。唱到最后,他们笑啊笑,直到灯光昏暗,一切归于寂静。祖父曾说,有时他独自拿着一支笛子或箫,在星月稀或细雨迷离的傍晚,独自坐在庙前或古塔下。面对茫茫烟波,他缓缓吹响笛子,其声悠远,达到一种幽僻的境界。如果我吹笛子呢?它的声音清晰明了,自有一种优雅的乐趣。若是春秋良辰,呼朋唤友,画舟载酒,做光影,又是一番别样的景象。贾珠?回想当年,王先生说,“...你爷爷后来在什刹海附近的一个院子里租了两个房间,相当宽敞明亮。这些喜欢昆曲的人经常来他那里聚会,包括我大哥、二哥、三哥、赵、周复还有我和北大的几个人。后来大家去了东荣县胡同国剧社,齐如山主持。因为齐如山和韩福举有亲戚关系,这个房子以前是韩的住处。韩走后,齐国用它来和朋友约会。还有著名的昆曲演员,比如侯一龙,韩世昌,马祥林等等。你爷爷对他们很好,经常给他们一些钱。比如侯一龙的春烧和住院都是你爷爷出的钱。韩世昌、白云生,他们都接受过你祖父的帮助。天津发洪水的时候,侯玉山来了北京,住在你家。那是你爷爷跟侯玉山学‘黑头’的时候。经常性的昆曲爱好者有傅希华、谭栖祥、张谷若等。我知道你爷爷在舞台上出现过多少次。第一次是为了庆祝你老祖的生日。我在磨房福寿堂演《单刀会》里的‘荀子’,他演关公。第二次是在北大艺术学院,演《长生殿》里的“弹词”。他演李龟年,我演李牧;最后一次是庆祝中国大学昆曲学会成立。在吉祥剧院,它仍然是永生的宫殿。他还是李龟年,我还是李牧。”爷爷经历曲折,性格浪漫,情感丰富,但学习刻苦,肯努力。不管春夏秋冬,只要不出门,他每天总是四五点起床,然后刷牙泡茶,然后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看书写字。一家人七点起床后,开始洗脸吃早饭。八点开始写,十一点左右吃午饭。饭后抽根烟,小睡一至一个半小时。两点开始写,下午六点吃晚饭。晚饭后看一个小时左右的电视,上床睡觉。

爷爷的作息时间比钟还准,只要没有访客和外出,从不打乱。他有两个好习惯。第一是永远不要“依偎在被窝里”天一亮就起床,睁着眼睛起床,没时间拖拖拉拉。第二是,只要你不睡觉,你就永远不要躺在床上、靠在床上或“依偎”在床上。累了,就在椅子上打了个盹。十分钟后,我继续看书写字。爷爷备课也很认真。他曾经对我说:“我只需要讲课,无论多么熟悉的课,我都要准备。”每当第二天有课,他都要在前一天晚上睡不安稳,第二天早起,重新备课,等待天亮。他不仅自己认真备课,还要求学生课前熟悉课文。他曾对学生说:“一篇课文不管讲多少遍,哪怕是倒背如流,也要准备。”。每次备课,我都能了解新的东西,获得新的灵感。“他教教学方法的时候。他说:“我的教学方法是从纪纲老师那里学来的。纪纲老师讲课就像剥老玉米,结论是玉米心裹着层层玉米皮。撕去一层,深入一层,再撕去一层,深入一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后豁然开朗,既吸引人又振奋人心!“爷爷的课也生动有趣,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模仿。时光飞逝。自从我祖父出生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几年前,一个老街坊跟我说,我们以前住的平房全拆了,问我要不要回去看看。于是,我回到了老家。

老房子的院墙已经拆了,北屋和南屋的墙也拆了,但是屋顶和屋框还在。院子里全是碎砖瓦,青石路已经认不出来了,也没有什么花草。只有东山墙下的老杏树还是老样子,杏花依旧盛开,摇曳着高高的蓝天。

我坐在树下的破砖上,思绪如水,时光倒流,爷爷的一生涌上心头。在我看来,我爷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人。记得几年前,师大聚会庆祝我爷爷90大寿,很多人去了政界和学术界。当市委领导谈到他爷爷当年的革命业绩时,一位学者说:“我和鲁老接触了几十年,经常去鲁老家和他喝酒聊天,听鲁老讲往事,谈老人,但听了讲话才知道鲁老为革命做了那么多贡献。这真让我吃惊,因为鲁老活着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提过!”我爷爷这辈子从来没有住过公房,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工资、职称、各种待遇开口伸手,也从来没有再提起过那段光荣的革命历史。为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杰出知识分子。国家动荡,人民贫困,就觉得自己肩负重任,为民族而战。天下已定,百姓皆大欢喜,功成身退,退隐到林泉,重新沉浸在自己喜欢的学术和爱好中。如果用过去的辉煌来换取今天的好处,那就违背了他们的初衷,违背了儒家文化的做人原则。所以他们不会去想也不会去做。

但这与今天的价值观和世俗观念相去甚远。我不禁回想起我在东北当知青时,当地负责人从档案中了解到我家的历史,让我苦苦思索。当我告诉他我家在解放前没吃过苦时,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时候人的思想就是这么单纯。没有深仇大恨,你出来做什么革命?而我知道真正的革命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信仰,所以是无私的,是诚实的。但是我以后会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孩子。他能理解吗?

我坐着思考。我明白我只能努力去影响,但我无法预测,也无法改变我的下一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他们会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但是,我坚信,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其终极目标都是无私和诚实。假设这样,那么社会的支柱依然会是理想信念。想到这里,我感到很欣慰,于是起身离开了。已是黄昏,暮色深沉。晚风起,白杏花悠悠飘,落在静谧的墙边、屋檐、台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