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中学和锦江中学哪个好?

一个

夏天男生经常在自己的岛上看。

夏天的岛不是在海上,而是挂在一个城市的上空。武汉最高的居民楼是25楼,夏天的岛在25楼。25层的世界很小,蛋壳形状的房间一间半。阳台的宽度只够夏天展翅飞翔,但你看着窗外,世界变大了,城市在你脚下缩成一个模型。

暑期班的女生李小飞也住在这栋楼里。一个周末,李小飞坐错了电梯,去了顶楼。这个女孩在夏天发现了这个岛。第二天,我向全班宣布,夏天要住窝了!结果全班同学看着夏天,就好像发现了一只被雨淋的小鸟。

夏天马上纠正,不是窝,是岛!

其实夏天住的地方真的叫窝。李小飞看到蛋壳形状的客厅墙上有一幅抽象油画,像一只小鸟被树枝遮住,又像一个婴儿被几只胳膊抱着。嵌入画面的是雨花石拼出的一行字:爱之巢。小窝很小,很有艺术感,中世纪城堡般的书柜,设计成月牙的古色古香的藤编沙发,地板上是刻有蒙古诗词的羊皮书。那天在窝里叫了一声,就冲回家抓起数码相机对夏说:我想在你的窝里照张相!

令人羡慕的窝,曾经是大楼顶层的电梯工具间。Summer的父母两年前卖了房子,去上海开公司。离开之前,他们租下了这个半巢或小岛避暑。叶阿姨装饰了鸟巢。叶阿姨是我妈的表妹,夏天和她一起住。叶阿姨说把爱巢粉刷好了,我们的窝就漂亮了。

正确的夏天,不是我们,而是你的巢和我的岛。从父母卖掉房子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被留在了一个夏天的孤岛上。

很多个放学的晚上,我习惯在夏天的阳台上,看着被很多层楼分割成棋盘的路,等着一个人来到他的岛上。棋盘上来来往往的人无一例外都是黑点,但在夏天,他知道哪个黑点是他等待的目标——他不看,凭感觉知道黑点会准时出现,一波三折地向他走来。他知道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针织毛衣,细长的眉毛异常秀气,嘴角挂着微笑,仿佛有一股说不尽的春天。匆匆的傍晚,她的脸会略显苍白,偶尔会停下脚步,轻轻拂过肩上的发丝。她在梳头时必须停下来,因为她在绘画中非常讲究步骤和冷静。然后,她突然消失了。就是这条路进入了银鲸大厦的底层,穿过了一条车流滚滚的街道。她会跳回夏天的视野,但它不再是一个黑点,可以看到一个淡紫色的身影。

夏天长吁一口气,拿起一把精致的伞,对准楼下淡紫色的身影。夏天,放学后,我去麦旗门买了一碟奶油卷。这些小吃尝起来很普通。夏天,我喜欢用奶油色装饰的小纸伞。他花了一个晚上等待这一刻。纸伞盘旋而下,当然,它从来没有落在她身上,她甚至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一把纸伞每天定时袭击。夏天知道这将是结果。他计算出一张飞行轨迹不规则的纸砸到正在移动的人的概率不会超过十万分之一。但他还是每天兴致勃勃地玩着这个不成功的恶作剧,也说不清夏天为什么要这么做。十四岁的男孩子经常玩说不清为什么的游戏。

夏天,他在15生日那天自己折了一把小纸伞。他站在阳台上感受着黑点的出现,然后看着她消失在银鲸大厦的底层,等着她穿过车流突然重新出现。那天晚上,夏天似乎预感到他会创造奇迹,让小纸伞准确地落在她的头上。

二楼

夏天是我最后一个同桌,最亲近最少说话的同桌。同桌的那几天,我疯狂的想一个女生,疯狂的做梦,他像影子一样陪着我,沉默。后来我越来越看到眼前的世界是雾蒙蒙的,物体的颜色和质量也渐渐淡了。我知道我离夏天和这个世界越来越远了。

冬天,他来医院看我。我告诉夏,现在我喜欢把过去记忆的小片段单独编辑,在脑海里反复播放。每一块似乎都有你,每一块似乎都不属于你一个人。他笑了笑,但还是没说话,临走前留下一张电脑软盘。他说,“周,看看我的日记。我在找一个叫梅梅的女孩。我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万一你真的完了,看到那个世界的美美,请告诉她我一直在找她。”

他眼角突然湿润了,摇摇头走了。幸亏这根线湿的及时,不然我爸爸肯定会把他拎起来扔出窗外。从我入院到现在,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完了或者死了。

软盘里有一本暑假日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浏览着我的暑假日记,想找一个叫美美的名字...

1

今天,2000年3月8日,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写日记。

小学三年级开始写日记。刚开始为了满足老师的要求,我每天都写着领盲人过马路或者找零钱给警察叔叔。95%的同学受不了天天做好事,日记里总记着半途而废。我坚持了七年。一开始我坚持是因为日记上躺着一只猫。第一本日记是叶阿姨给我买的。封面上的猫眼神柔和,像个乖巧的姑娘一样看着我。我习惯了每天对着这双眼睛乱涂乱画或者一本正经的说。七年了,这只猫的眼睛一直在我所有的日记里。这只猫快被淘汰下架的时候,我买了半盒,现在还剩20多只没用的。我想上飞机,被陶经理拦住了。

陶经理说:“夏天请饶了我吧!”一天早上,他陪我收拾了七个行李箱。陶经理很美式的耸了耸肩:“我见过最邋遢的女士出门都只有四个行李箱!”"

我把他放在一边,继续挑挑拣拣。他吹了声口哨就出去了。两个小时后,他溜了回来,递给我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把你的日记改了,当礼物送给你。”

我白了他一眼:“今天是妇女节。先把对象搞清楚再送礼。”不过我还是喜欢这个联想,精致奢华,有流动的银灰色光泽。

日记里的猫没有丢。陶经理赶紧把它做成电脑桌面,开机,它眨巴着眼睛看着我,还是一副女孩子的表情。

所以,当我上了飞机,我的心情几乎和天空一样蓝。

飞机在上海着陆。

天空更温和了,我感觉到了温度但是我看不到太阳。

我不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上海给我的感觉是莫名的拘束,就像一棵小草突然插进一个非常拥挤却又极其精致的花坪,你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伸展。四年前,我刚到上海,一上车就遭到白眼。稍微观察了一下,发现自己的站姿并不标准。上海人在车厢里用一盒排列整齐的饼干进行比赛,充分利用了空间。我像一根不规则的刺卡在中间。然后就是语言障碍。我说上海话的时候经常生硬的拐个弯。上海人遇到这种语言表达绝对是居高临下。上海教会了我,男生维护自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沉默。

但从现在开始,我是上海人。

陶经理送我回家。准确的说,我妈在上海浦东的一栋双层联体别墅里。门前有一个游泳池,顶楼有一个小花园,客厅里水晶灯、豪华电器、丹麦家具,令人眼花缭乱,效果仿佛衬托出电视里的欢乐画面。

妈妈不在家。陶经理拨通手机递给我。我妈说在锦江宾馆不能跟我回家。她在必胜客为我点了一份披萨作为晚餐,然后说了声抱歉。

陶经理也说了声对不起就匆匆离开了。

两个道歉包装的像炭冰淇淋,外壳里面都是凉的。上海似乎是一个可以把人冻成冰淇淋的地方。来上海之前,我妈在电话里平静的告诉我,她和她爸私下签了分居合同。根据协议,她派公司的公关经理把我调到上海。我能想象她一定很有礼貌地和她父亲签了这份合同。两年前我去上海过暑假,看到他们彬彬有礼,不打扰,我忍不住在日记里流泪。现在我平静多了。

到了晚上,上海的灯笼在竞争。我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站在寂静的荣耀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候鸟,从一个岛起飞,然后栖息在另一个岛上。

2

昨天报了复旦附中。

附中和我想象的反差很大,气势磅礴,喧闹。扑面而来的是钢筋混凝土和IT电子的现代气息。印象中的附中有点牛津的味道,安静而凝重,回荡着钟声和颂歌。前几年在《青年文艺》上不时看到复旦附中一个叫金玉栋的女生的故事,比如《主角》《蝶衣》《相思》,这些作品经常像火柴棍一样擦亮我的眼睛。

我的班主任姓门,眼睛亮亮的,是个很专业的老师。教务主任把我领到了门的办公室。她的表情就像发现了一个无人认领的毫无价值的包裹。看完我的成绩单,她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开门见山的告诉我,这个班收了六个转学生,都是成功人士的孩子,都是鸡肋味的垃圾股。所谓成功人士,就是那种在上海挖了个金矿,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工薪阶层扔进去一笔吓人的转让费的人,比如我妈。

我是第七届分班生,成绩可以给门一点希望。她鼓励我加快脚步,迎头赶上。今年,三名高中生在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和物理竞赛中获得金牌,两名获得全国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九名持有MCSD计算机软件工程师证书,六名...

我听到一串辉煌而陌生的名字,班主任站起来把我领到教室,才发现她穿着孕妇装,步履艰难。

“你知道金宇东吗?”我不禁要问。

她赶紧转过头,一脸戒备:“是女生吗?”

“是的,女孩,”我不得不点头。

新同桌当然是男生,浓眉俊脸,两条结实高挑的腿,完全仿照日本漫画。这家伙很活跃,上课满头大汗,滔滔不绝。他爱说话,也滔滔不绝。在他身边坐久了,发现他有几个外号,比如“党委书记”、“老柜台”、“神枪手”。我随口一问,他签了名:周。

我心都碎了,他的名字差点跳进我们的历史教程。周是半个世纪前的湖南省委书记。庐山会议后,他和彭成了“反革命集团”,简称“老反革命”;至于“神枪手”,他解释说这是一项特殊技能,他能准确地把一个纸团扔进四米外教室角落的废纸桶里。上学期,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坐在废纸桶前。每次省委书记买饭,他总是观察她站在哪一行,却没有和她说一句话。当他看到一个真正的美女时,男孩子们总是胆怯的。后来,他执着地把纸团朝她的方向扔去,扔得那么准,不禁引起了她的注意。他的麻烦就这样被甩出来了,结果门口把女生转到了二班。

说完,他捏了一团纸,嗖嗖地往纸桶里一扔。我还捏了一个纸团,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地扔进了桶里。

他傻眼了:“你练过吗?”

“是的,”我说,“但它不是一个纸团,而是一张纸。如果你能向目标扔一张纸,那就叫神枪手。”

这几天放学我做饭,洗地,刷卫生间,让我妈雇的那个兼职没用,还咧着嘴夸我有能力。我不是故意挤走这个苏北小姑娘的工作,只是不想纠正自己的习惯。两年前,我从叶阿姨家搬到了我叔叔家。姑姑忙着跟我妈要钱,还命令我做家务。我不想谈当时的情况。总之,我对珂赛特是深表同情的,她在《悲惨世界》中被德纳第的老板收养为牛。她比我还糟糕。虽然她也是依赖别人,但至少我不用挨饿挨打。我还是希望独立,所以刚搬进学校宿舍——而独立的前提是一切必须自己做。

妈妈经常晚上九点多开车回家,把司机带回来。这个叫陆伟的司机又高又帅。陶经理在武汉接我的时候支支吾吾的提到了我妈的司机。暧昧的表情让我猜测,我妈身边空出来的位置,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司机填补的。到了上海之后,我也没有纠缠我妈这件事。我知道她根本不会征求我的同意。她会说,虽然她和她父亲合法结婚,但这并不妨碍她雇佣一名司机。我只是从心底里讨厌这个司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见到你真高兴,儿子!”"

我拍了拍自己黏糊糊的手,对我妈说:“你最好每天等我睡着了再说。我不想天天恶心!”

那天深夜,我被几滴突如其来的寒气惊醒。我发现母亲坐在我的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溅到我脸上的是她的眼泪。她坐了很久才走,背景像落叶一样寂寥。

这些天我很少见到司机。直到两点钟我才听到汽车开进车库。可能我妈真的是等我睡着了才把他带回来的。

前天,我一放学,妈妈就回来了。吃完饭,她递给我一张信用卡,说是我一年的家教费和零花钱。她不在乎我怎么用。如果半个月挥霍掉,那剩下的十一个半月我就得赚了。

这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教育方式。上海人的信仰是左手能理财,右手能投资做生意。我还不需要我的右手,但是我的左手可以提前训练。

“当然,你可以每个月找你爸爸要300块钱,这也是合同里规定的。”妈妈补充道。

来上海快半个月了,还没见到父亲。我知道他在闸北区的一个小摩托车店做生意,但我不确定是否应该主动找你。还记得几年前,他辞职卖房子的时候,借了一笔钱,准备下海。他说我把青春押在明天!

结果他赌输了,在期货上赔了个精光。打赌赢的是我妈妈。当初被父亲哄到上海,她很犹豫。谁知道,她那超乎寻常的精明和冷静,竟然如鱼得水。几年后,她一跃成为高级白领阶层,在一家台湾公司担任业务副总裁。

今天,也就是周末,我给摩托车店打了电话。接电话的老太太让我下午过来,说爸爸下午要休假。我决定去闸北。妈妈说爸爸经常喝白开水一样多,一股酒味和霉味。我想和他在一起。我看了一部由阿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片中一名越战老兵在垃圾堆里混日子。临死前,儿子找到他,陪他喝了一瓶白兰地,让他在兴奋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天。老兵的儿子比我小一岁。

但是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我看到车库宿舍的桌子上有一个空酒瓶。瓶子下面有300元。

四楼

我是金牛座。李小飞三年级的时候买了一本占星书,逼我周三买体彩,信誓旦旦说周三是金牛座的幸运日。我不得不做一次实验,买了一个更好的号码。结果,我赢了五元钱,这让李小飞兴奋不已,活蹦乱跳的。可是两年过去了,无数个星期三像水一样飘过去,幸运的泡泡一个也没有冒出来。

周也信奉这种东西。他问我的幸运日,并把我拖到学生记者团。附中办起了电视台和校报,很多笔流畅的同学在胸前混了一张记者证,比校徽还亮。周连续三次在考试中被淘汰。他总是陷入辩论中。他说他几乎变成了一块大海绵。当温度或情绪稍受挤压时,他汗流浃背,电视老师常常误以为他被对手搞得极其尴尬。他想让我一起穿过屏障,给他一半的运气。

辩论定于周三举行。周一有70多人报名参加笔试,写新闻分析和短信。我和周进入了半决赛。周二面试,模拟面试,16人在复赛中选出8名种子选手,通过辩论最终决出4名幸运儿。下午最终名单一公布,我就早早出去了。周对很是惋惜。他像往常一样进入了八强,但我不能指望他在辩论中背后捅他一刀。

周三,他还是带我去了。我坐在观众席边鼓掌边思考。

周二复赛我发挥正常,但我觉得没有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三毛在《闹学记》里说,有些学生好像天生就是做间谍的,让人忘乎所以。我大概就是这种人。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处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成绩很好,成绩中等偏上,长相也不错,但并不显眼。对行为的评论总是简单的赞美,没有缺点。我并不完美,但是老师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缺点。

不被人注意的滋味,就是日复一日吞下一碗没有调料没有人抢的面。一开始,我以为都是沉默的错。有段时间我特别想炫耀。我在教室里转悠,对我颐指气使,其他人都不动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让人觉得害怕。直到我说,别闹了,缩着脖子回到座位上,大家才解除戒备。

最可气的一次是,年轻漂亮的时装公司在寒假招聘学生模特。我试了一下,T型,身高181CM,硬件设施一流。在展台上来回走了几趟猫步,对方甩了个单,以可以穿任何时装为由把我打发走了,但没用。

这个打击让我丢掉了所有的幻想,所以落选的时候我没有皱眉。我拍了拍周的肩膀,祝他好运。可惜他打球的时候还是出了一身汗,不停的往外拉纸巾,纸巾的一角融化在他脸上,逗得对方辩手哈哈大笑。笑声让周彻底失控了,他终于一拍桌子,跳了起来。

这一天本该到此结束,但辩论结束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电视台想多招一个业余摄影师,其实就是穿着马甲,跑上跑下,扛着摄影器材。

周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把我拖离了画室。那一刻,他的心情就像一个被堵在门口,无法冲出亚洲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即使是在世界杯上当裁判,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我说:“你不用为了一张小纸流那么多汗。”

他气愤地说:“我不是为了拿记者证。我就想让朱朱播一次我的稿子!”"

朱珠是附中电视台的播音员。我灵机一动。“你以前朝她扔纸团?”

他点点头,低声说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今天其实是爸爸和医院约好来看我的日子。我最近汗流浃背。”

但他还是错过了最后的机会,负责挑选摄影师的男主播罗指定了甘昆——夏天,就是你!

我吗?回头看周的震惊,我想摆脱这突如其来的运气,被周阻止了。他放开我的手,做了个灿烂的表情就走了,留下我一手冷汗。

我每周两次课后在电视台服务,参加校园走廊的制作。我的任务是让摄像机随时聚焦在罗浩和朱朱身上。

高三的罗浩已经有了硕士生的风范。拍摄的时候他的食指戳来戳去,让我找不到北。他喜欢喊“把镜头对准朱朱的左边。”

朱朱的最佳角度在左边。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发现她没有周描述的那么漂亮,至少没有电视里那么漂亮,眉毛也很淡。套用《围城》中的比喻,拧热毛巾可以抹去五官。但是这个女生气质很好,声音特别甜。

罗浩告诉我,我实际上是朱朱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我不信我这么耀眼。在图书馆门口,我悄悄问朱朱为什么挑我。

她说,“你让我觉得更安全。”

安全吗?为什么安全?我正在紧追不舍。她好像解释的不太好,举了个例子;“你知道蔡国庆吗?他长得不错,但不像其他帅哥,他感觉更安全。”

我想我应该苦笑。

然后我突然愣住了,感觉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经过。

昨晚写完日记,突然想起来那个身影其实是叶阿姨。

但她不可能在附中。15生日那天晚上,我折了一把小纸伞等她。她从未从银鲸大厦的底层闪现过。那是一条不太宽的街道。她不可能走了超过半个小时。然后我隐约听到救护车的尖叫声。

我冲到楼下的时候,那条街的交通还堵着。人群挤在一辆撞上护栏的出租车周围。一个穿着白色皮鞋的司机在交警面前哭了,地上留下一个琥珀色的发夹和一滩鲜艳的血迹!

琥珀发夹是我妈妈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我和叶阿姨暑假去了上海,我妈特意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她才22岁。

那几天日记一片空白,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我的意识确实是空白的。

叶阿姨在同济医院躺了91天6个小时,呼吸一直很微弱。医生说她可能活三个月,也可能十年甚至更久,但她只能像植物人一样躺在病床上。医生的结论让叶姑妈的姐妹们和司机的妻子异口同声地哭了。叶阿姨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可怕的黑洞,每年都会吞噬掉十年的心血和十万的医药费。

只有我妈坚持要救叶阿姨,她从上海回来,扔了一大笔医药费。叶阿姨从小学开始就被来自农村的妈妈寄养,奶奶和妈妈一直供她考上美院。那时候,只有钱最能表达我母亲无法估量的悲痛。

最后叶阿姨也没花十年。在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天,她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翻开那天的日记,我写道:你的窝和我的岛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