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飞君生平事迹
7岁时，她开始在村里的小学学习。六年的小学教育使她能够理解事物，有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当她看到母亲被公婆或别人欺负时，她会为母亲仗义执言，理直气壮地与对方争论，因此不被长辈喜爱，被他们视为家庭中的“叛逆者”。连同龄人都不敢靠近她。只有她爸爸最喜欢这个直爽上进的女儿。
小学毕业后，父亲带她去了上海，把她送到上海郊区一个美国人办的“玛莫教会女子中学”。当时正是五卅惨案后爱国革命运动震惊全国的时候。许多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发表演讲，声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3月1926，18，北京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3·18惨案。当消息传到上海时，费俊非常不安。她组织一些爱国同学上街游行，被学校严厉训斥制止。她气得趴在桌子上哭，边哭边喊:“什么爱和自由，完全是骗人的！”学生们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宣誓北伐，1927年3月进入上海，学校停办。费俊欣喜若狂，像一只冲出牢笼的小鸟，跑到街上，喊着“欢迎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此后，她四处打听哪个学校有进步。在众多同学的推荐下，她决定报考“吴淞镇附属中华公学”。她在学校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并在上海市教育局立案。正因如此，她嫉妒专制固执的校长，嫉妒跟随她的老师们。他们总想挑她的毛病，拔掉这个“眼中钉”。然而，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的费俊却无可奈何。
费俊在各种压力下，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经历锻炼，终于用了两年时间，在1930踏上了社会。起初，她在南京私立济生医院做护士长。实习半年后，她回到上海，在天主教圣心医院妇产科担任助产士。后来，他回到南京，经朋友介绍在嵇康医院工作。
1932 65438+10月28日，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在上海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慷慨激昂的人民和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让费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当时医院院长逃离上海，医院群龙无首。费俊毅然挺身而出，组织部分爱国医务人员，成立“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奔赴闸北、江湾、吴淞等地抢救伤病员。她亲眼看到了那些浑身是血还在奋力杀敌的英雄们的尸体，倒在血泊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以及一路上被战火摧残流落街头的难民们。十九路军以不到5万人的兵力，与敌人65438+万人作战。用简陋的枪支与日本侵略者的新式武器战斗了30多天，震惊了中外，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1933春天的一个下午，嵇康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副参谋长何桂言(姚祖)是院长土生土长的人。他因神经衰弱来到医院。通过接触和交谈，费俊感觉这个人虽然内向，但是大方，和自己性格相似，而且气质不凡，谈吐优雅风趣，举止羞涩大方，内心有一种朦胧的爱。之后，何耀祖慷慨资助费俊，她和另一位女同学在南京开了“良友产科医院”。次年(1934)，为了提高费俊的学历和技术水平，帮助她进入上海东南医学院深造。何耀祖如此关心体贴，费俊决心委身于对方。她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都以有妻且23岁为由拒绝了。同时，很多亲戚朋友也进行了劝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在1934年春天果断嫁给了何耀祖，却自己离家出走，没有和第一任妻子生活在一起。
1935年2月，何耀祖奉命去土耳其。费俊离开了半年前才毕业的东南医学院，和何禾一起出国了。他们一起游历了欧洲10多个国家。在此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眼界开阔了，知识丰富了，阅历增加了。同时我也意识到，由于当时中国贫穷落后，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被外国人鄙视欺负。1936年8月，费俊夫妇取道美国回国。1937年春，何耀祖出任甘肃省主席兼兰州行院院长。同年6月，费俊与次子仁提住在兰州。不到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侵华日军再次进攻上海。在国家的配合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久，何香凝先生在上海组织了“妇女抗日后援会”，号召各省主席夫人参加。费俊第一个响应，主动跑去要标志。然而，许多参加协会的积极分子在各省开展活动时遭到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干扰和破坏，费俊极为愤怒。
当时中国* * *产党在兰州的代表是谢觉哉和彭家江。因为谢老和何耀祖都是小同乡，所以每天晚上都会来和楚聊一聊，每次聊起来都会涉及两党关系和抗日战争问题。虽然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有时还会争论到脸通红，甚至大喊大叫，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费俊总是好奇的坐着听。谢老的谈吐如流水，清晰、流畅、坦诚、生动、令人信服。久而久之，费俊开始对中国* * *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法西斯本质。由此萌发了追求进步的想法。当时，何耀祖的政见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仍愿意帮助敌后解放区。例如，宋庆龄以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多次用民航飞机经兰州向敌后解放区运送大量物资和食品。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这种飞机必须报他批准才能放行，但他总是不问就放行。他与谢老的通信被当时在兰州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查出，并向蒋介石通风报信。他得知后一笑置之。
1937 12 13、南京沦陷，费俊随他抵达武汉。不久，她跟着何到了贵州，从贵州转到了重庆。在何的同情和支持下，她毅然承担了“难民妇女服务团”的领导工作，实现了为抗日救国出力的愿望。当时斗争很尖锐，间谍很多，进步人士随时会有危险。但因为有何耀祖夫人的保护，她不避讳抱怨，不怕牺牲，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使得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38 65438+2月，和邓到达重庆，但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费军从胡秀峰处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曾家堰50号业主协商，征得业主同意，将一楼和三楼的房间腾出来给和邓姐姐居住。就这样，周恩来夫妇和难民妇女服务团住在同一栋楼里，楼上楼下，经常有机会接触。不久，她加入了“中苏文化协会”，结识了著名民主人士施亮、、沈子久、李德全、曹等。她的社交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她的交往也变得更加广泛。她遵循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开展活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了很久，但特务们因为何耀祖而不敢轻易碰她。何耀祖也听说了这件事，多次劝阻她，她都不同意。有时候他发脾气，她不理。国民党为了拉拢她，曾经通过何耀祖说服她填写了一份加入国民党的申请书。虽然何耀祖和费俊在思想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但他并没有强迫费俊听他的想法，而是非常尊重他的意愿。他坦率地告诉那些劝费俊加入国民党的人:“信仰是个人自由，我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
1940年4月，何耀祖调任军委值班室第一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暨全国总动员会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值班室是专门为蒋介石服务的机要部门。它不仅是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联络站”，也是国民党大政方针的“加工厂”。它拥有巨大的力量。可见蒋介石当时是赞成何耀祖的。正是在这一保护伞下，费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不久，石亮把费俊介绍给宋庆龄。宋很重视费俊，让她帮忙做社会福利救济。1942年秋，宋庆龄在七星岗胜利楼举行募捐舞会，帮助当时重庆一些生活贫困的作家。费俊积极参与筹备，四处奔走卖票，将一张最高价的荣誉票卖给了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的孙克。舞会那天，宋庆龄、孙克和一些民主人士都来了，特务们想闹事都不敢动。
1942年冬，受费俊影响，何耀祖失宠于蒋介石，从“一个侍从室”主任的重要职位降为重庆市长，对何打击很大。费俊尽力开导丈夫。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何耀祖终于熬过了这段心烦意乱的日子。他深知蒋介石的个性，所以心安理得，不与人争，在新任命的岗位上照常工作。
1943年6月，费俊成立了重庆妇产医院，开始了她的专业。在此之前几年，李德全将她介绍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冯，她和冯帮助陶行知创办了一所困难儿童学校，并推广劳动教育。这所学校是国内知名的育才学校。费俊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影响，决心用爱和奉献来换取社会的进步和光明。
1945年，费俊与邓、李德全一起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妇女联合会”。作为推动者，她积极团结各界民主妇女，宣传抗日救国，争取民主。8月28日，1945，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的陪同下抵达重庆。8月31日，毛主席在他下榻的张治中“桂园”(当时毛主席实际住在“红岩村”，十八军重庆办事处俗称“红岩口”)接见了柳亚子、王昆仑、曹、倪飞军，就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
十多天后，毛主席邀请各妇女团体代表在“桂园”召开座谈会，费俊代表“中华妇女联合会”出席。65438+10月10，中* * *两党结束了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6月65438+10月11，毛主席回到延安。
十月十日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违背协议精神，继续调动大量军队进攻华北、东北解放区。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如火如荼。
1945年底，何耀祖被蒋介石解除重庆市长职务。
1946年2月，费俊一家从重庆搬回上海。她除了继续协助宋庆龄从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团结各界进步妇女，发展组织，成立了“中国妇女联合会上海分会”。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暗杀了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两位民主人士，并在全国搜捕和迫害进步人士和学生。费俊的活动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于是一方面公开制止，另一方面给何耀祖施压，限制费俊的活动。费俊不听何俊的劝阻。他被迫提出离婚。费俊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能理解她的丈夫。
邓姐姐耐心地安慰费俊，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与此同时，何耀祖也在众多至亲好友的批评、指责和劝说下悔悟，一次次向费俊道歉，夫妻重归于好。
为了缓和家庭矛盾，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费俊去了上海东南医学院继续深造。1948暑期学习后，通过一位主任牙医洪明的介绍，到国民党第二联勤总医院工作。费军在这家医院工作的目的是:(1)他要救治伤病员，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用相机进行反攻工作；(2)本院医疗技术水平较高，能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工作半年后，国民党特务注意到了她，派人到医院调查费俊经常接触的人。由于她和群众的关系很好，这个间谍什么也抓不到，也很难下手。直到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就任总统后的一个晚上，特务们以“党匪特务”的罪名两次到医院搜查费俊，史飞俊不在医院，幸免于难。几天后，间谍又去逮捕了。事先，该院原院长得知这一消息，告诉费俊，她和冯立即逃到宋庆龄的美国朋友在郊区的家中，所以她没有被杀害。
由于何耀祖与何关系密切，在出任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他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只是一个挂名的职位。他预见到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他曾劝唐追随傅的脚步，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起初，说他接受了唐的劝说，但当他很快又与唐讨论此事时，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怕唐向蒋介石汇报，匆匆飞往香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接管第二联勤总医院。费俊回到医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也邀请她参加上海市人大。
1949年夏，何耀祖在香港发动通电起义，发表反蒋宣言。费俊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她放下包袱，努力工作。
不久，杨洁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何耀集团在香港处境艰难。周恩来立即派人通过与香港人的联系把何耀祖接回了内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倪飞君历任中苏友协上海分会服务部长、上海市妇联常委、妇女债券营销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文革”开始后不久，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