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女该不该整容?

漂亮吗?很丑吗?作为被动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这远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丑女人的命运该由谁来决定?丑女该不该通过整容改变人生?

外貌歧视本身就是人格和人权上的歧视,是人性的弱点。对长相的歧视会对长相不好的人造成伤害,让他们没有发展的机会,没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没有正常生活的权利,从而自暴自弃,仇恨社会,走向极端。

美丽的好处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美是最好的介绍信”。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美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无疑更高。

美国作家史蒂文·杰弗里斯(Steven Jeffries)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外貌第一》(Appearance First)一书,用翔实的资料证实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顺眼情结”,并得出以下结论:“长得好看的人”在招聘中被录用的几率是普通人的2到5倍;“长得好看的人”平均工资比“普通人”高12%到16%;“长得丑的人”被解雇的几率是“普通人”的2到6倍。

现在化妆品店如雨后春笋,生意越来越好。据报道,上海人去年在美容上花费了6亿元。外貌——尤其在女生眼里,那真的是“压倒性事件”。长得好一点就想锦上添花,长得差一点就晚上睡不着觉担心。不仅名人整容,老百姓也整容。不仅成年人整容,甚至流行“从娃娃开始”。成都温江某中学初二年级一名14岁的女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却因为被评为全校最丑的四个女生之一,被迫偷了家里4000块钱整容...为什么?就为了变丑?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丑本身,而是丑的压力,是对丑女的评价,是对“四个丑女”话语中所包含的嘲讽和嘲讽。其实整形风潮背后隐藏着一些信息: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随着身体作为资本的倾向的加深,人们越来越怀疑自己身体上的劣势,越来越不信任自己,从而试图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评价,讨好世俗标准。例如,根据台湾省最近的一项调查,965,438+0%的女性受访者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感到焦虑,表示她们有减肥和整容的计划。在日本和韩国,整容手术更受欢迎。仅在东京,就有400多家整容医院。韩国首尔更多,900多。在那里,美容医学被视为一个产业,产值已经超过心脏、胸部等专科医学。不是有句话吗?韩国美女都是用剪刀剪出来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生理上的天然优势可以转化为后天生存的优势。脸蛋漂亮,身材好的女生更容易让眼睛“带电”,给人以快感,从而赢得生存机会的优先权。找工作也是一样。据武汉长江日报报道,一名应届女毕业生在寄出求职信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在新的求职申请材料上贴了一张自己的低胸照片,低胸,也就是说,...在这里,自称是学校公认的“美女”。于是,很多知名公司向“美女”伸出了橄榄枝:欢迎来公司!

以貌取人是人性的通病。西方人做过实验:一对长相普通漂亮的女孩站在路边假装等车...结果美女周围的停车位远比同伴多,甚至挤到打架。更有甚者,当年肯尼迪和尼克松都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演讲竞选总统。结果,能言善辩的尼克松在广播节目上一炮而红,但一上电视就输给了帅气的肯尼迪。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据说外貌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大多数人面对丑陋,首先想到的是改变。但是也有女人不想改变这个生理事实。他们觉得整容是对自己的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的伤害。与其一味的改变物理表面,不如从内在入手,提升个人的素质和魅力。古今中外,这种“外损内补”的例子比比皆是。

25岁的天津女孩张静长得很丑。她千百次试图找工作。尤其是张静怡一家四口,父亲患有小儿麻痹症和脑溢血,母亲患有尿毒症,大姑患有精神分裂症。全家只能靠五六百元生活。她一天只吃一顿中餐,负债一万多元。唯一能找到工作的人是张静,由于她丑陋的外表,她别无选择,只能去找工作。

社会正义与个人苦难,社会道德与个人不幸,社会制度与个人境遇是否绝对至上?后者是绝对无足轻重的吗?为了不屈服于歧视,张静应该坚持丑陋到底。这种冷理性缺少的是最基本的人性。解决社会歧视是全社会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以张静对幸福的希望为代价呢?当张静无法忍受社会歧视的压力时,任何帮助张静避免这种压力的努力都是人道的;而试图证明张静只能忍受社会歧视的重压,并不是生来就有逃避权利的说教,是不人道的。用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也不能超越。”无论是为了爱美的天性,为了就业的顺利,还是为了基本的自尊,张静的整形手术都是“基于正义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有权利以任何理由说“不”,除了张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