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语文教材的是非之争
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变化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更远的争议有“鲁迅出入”、“金庸武侠入选”、“周杰伦作词被收录”，而更近的争论有“民国中文书籍热销”、“外国题材入选文章是否过多”等等。在这些热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语文学科的不同认识和多样化需求，实质是语文教材内容有限与功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为了减少争议，增进知识，促进改革，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本质功能，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科学与学科的关系。语文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科学，它属于人文社会的范畴，是关于汉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产生、发展和规范使用的探索活动。作为一门学科，它与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体育、美术并列，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因此，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择和编写首先要考虑到语文的科学性和学科性的关系，即必须是语文思维和语文文化的结合，也必须是语文运用和语文欣赏的结合。总之，它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文听说读写能力，而且有利于传授和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为学生学习其他学科和了解社会奠定基础；它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母语感情，而且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创新精神，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养分。
* * *性化和个性化的关系。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出版进入多元化时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各省(市、自治区)编写出版的地方版本层出不穷。同时，语文教材的统一性与地方性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即* * *个性化与个性化的关系。如何兼顾语文教材的全国统一标准，更好地体现地方特色和文化差异，是教材编写者需要关注的重点。坚持统一的国家标准是语文教材体现国家意志和语文标准的基本前提，兼顾地方特色和文化差异是语文教材体现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内在要求。因此，汉语教材的多样化应以国家汉语教学标准的多样化为基础，而不是简单地“因地制宜”，即在严格控制相当比例的国家统一内容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的地域差异和文化保存需要，灵活选择和编写一些特色内容，最终形成以符合国家汉语标准的统一内容为主体，以各省市文化特色为补充的“一科多杂”格局。
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正如有研究指出的，任何国家的母语教学内容都包括五个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部分，即“一语四文”——“口语、文字、文章、文学、文化”。它的本质属性是民族性和国家性，它代表着民族国家文化的“根”。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本国的母语教学和母语的规范使用。作为我国母语教学的主干课程，“汉语”无疑承担着这样一种民族化的使命。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从开阔学生视野、引进优秀思想、传播优秀文化、促进世界知识的角度出发，在中国教材中选编一些外国经典文献无可厚非，但比例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语文教材开始多元化、国际化以来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即把握好语文教材民族化、国际化的尺度。
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自1950，“语文”正式成为汉语母语课程名称以来，其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政治化、苏联化、革命化的初始阶段，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其主要特点是高度重视语文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政策性，强调体现国家意志，为革命服务，注重模仿苏联模式。第二，工具化、科学化、国际化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语文教材中政治宣传的内容急剧下降，而文言文、古诗词、自然科学、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显著增加，通过语文教学强调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基本能力。三、多元化、人性化、现代化阶段，主要是20世纪前10年至今。特别是随着新课改的深入，语文教材的内容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开放，其时代性、地方性、差异性、国际性、文化性、人性化等现代性元素不断增加。然而，语文教材现代性的快速增长与历史的渐变和传统的“不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争议和争论此起彼伏。因此，语文教材改革需要在历史性和现代性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和速度。
总之，由语文学科的基础和重要性决定，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选用是一项复杂而科学的系统工程，绝不能是简单的没有逻辑的拼凑，也不能是想当然的零敲碎打的文化拼盘。在理解上述四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结合国情、教学情境、文化和课程功能等因素，紧紧围绕国家新课程的语文教学目标，进行精心设计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