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金发诗歌创作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意义

李金发的诗歌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在异国所遭受的弱势群体的歧视,对爱情的无望,对祖国的担忧,都让他的心理笼罩在一层灰色的雾霾之中。因此,擅长表现死亡和丑陋的诗人彼得·莱尔的诗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课后,李金发从书本中寻找安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也爱不释手”,于是变成了“丑陋的少年”,讴歌丑陋的生活:“我安慰我的心灵,坐在油腻的草地上。(微雨希望与怜悯)1923年春,他在德国编著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微雨》。李金发读了魏尔伦、波德莱尔、萨曼、雷尼尔等的诗。与此同时,他还阅读了弗尔·瓦列里和迈耶的诗歌。当时,周作人、宗白华等人读了《微雨》后称赞李金发是“东方的波德莱尔”,钟敬文认为李金发是魏尔伦的徒弟。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李金发写了他的第二本诗集《餐车和糟糕的岁月》。此时他一方面深入研究叔本华哲学,另一方面读了歌德等人的作品后,诗风有所转变,少了些神秘感。六个月后,李金发写了第三本诗集《幸福之歌》。从这本诗集的题词和翻译来看,有德国的歌德、海涅,法国的雨果、夏多布里昂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金发三首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浪漫的感伤渗透在象征的总体特征之下。虽然李金发的影响是复杂的,但他的诗歌中最突出的是对死亡和丑陋的表达以及始终笼罩在他头上的绝望、沮丧和悲伤的烟雾。

李金发有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如果树叶飞溅/鲜血染红我们的双脚,//生命是死神唇边的微笑。”在李金发看来,“死亡”是人类的最终归宿,而且并不可怕,“死亡!像春天一样美丽,像季节一样忠诚。/如果你试图逃跑,/啊,没必要惊恐地哭泣。/他终究还是温暖地爱着我们。”(《死亡》)可怕的是实际存在。德·盖格尔认为,死亡可以“把自己从普通人中解脱出来”,使人一次性摆脱焦虑和沉沦的烦恼。世俗的生活带给人无尽的压抑、焦虑和厌恶,使人产生强烈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和恐惧感,(27)造成了一种普遍的“神经质人格”。如何消除这些基本因素?李金发认为只有死亡。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诗人歌颂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丑恶的社会现实的彻底绝望,或者说最强大的生存诅咒是由死亡完成的。

李金发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引用不是技术上的,而是骨子里的。这表现在他的诗和波德莱尔的诗之间的同构关系。在李金发的诗中,有的暗示生命的虚无(如对希望的怜悯),有的暗示灵魂的漂泊(在里昂的车上),有的赞美死亡来完成生存的最强大的诅咒(生命),有的暗示上帝死后后人的灵魂不堪重负(不幸)。

李金发的诗歌和波德莱尔的诗歌在表达死亡主题上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施立的诗歌和卜式的诗歌的相似之处是主要的。在诗歌的主题和对象方面,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突出了三个主题:死亡、梦想和爱情。李金发的三首诗也是如此。

传统中国的诗歌很少有“丑与美”的审美心理。我们的民族肯定“生命”的价值,具有“贫中有乐”、“知足常乐”的文化特征,削弱和麻痹了知识分子的苦、悲、丑、恶感。在艺术表现层面,他们铸就了不怨苦、不谈穷、耻于讲苦、耻于讲穷的心理。魏晋时期,“人的意识”思想对这种价值观产生了影响,但终究未能成为支配中国人灵魂的主要力量。对生命、生活、生命的强烈渴望和信念,凸显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了个体存在的价值。这是现代人或者说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在悲剧性的微笑中发现丑的美,其意义在于正视心灵上的人生落差、人生落差、命运落差所带来的苦涩。写“丑而美”的作品,要有三个层次:(1)生活中的“丑境”;⑵心理上的“丑”;(3)诗人的表现形象。“丑”在主观心理上转化为强烈的“丑”,但艺术表现意象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文化心理。李金发在巴黎形成的厌世、远离人群、颓废、魔幻的思想,主要不是来自民族和传统,而是受到异国恶之花影响的结果。例如,李金发和波德莱尔在对“死亡”的赞美和对“生命”的厌恶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染上了“世纪病”,心里都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病态的“恶”花,他们的主题甚至他们所写的对象都非常相似。他们对死产产生了莫名的兴趣。

梦和爱也是象征主义者逃避“生活”痛苦的避风港。世俗的生活让人有无尽的烦恼,死亡到处向人微笑。当然,死亡是对人生烦恼的解脱。在象征主义诗人眼里,除了死亡,还有梦和爱。李金发的许多诗都是关于他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追求,例如《如果我死了》。这首诗假设他已经死了,他的鬼魂在晚上接近他的爱人,给他一个吻和爱抚,并表明他的爱将“统治”爱人的整个青春和生命。幻想世界有两种:一种是天堂,一种是梦境。为幸福歌唱的乐土人属于前者,而一场小雨和一个寒夜的幻觉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