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散文

一个

小时候,我站在上林村我家门前的打谷场上。回头望去,我可以看到西北方的高山之巅。父亲说,你看到的是雁荡山。从村里向前望去,是波光粼粼的茫茫大海。我的童年是在山海之间度过的。1966,大哥是雁荡中学初三学生。每个周六,他都会带着柴火,有时是一捆柴火,有时是一捆树根,和其他同学一起到他家。母亲说大雁好,那里的柴火还得烧。在我妈心目中,雁荡山就是柴火山。有时候我妈妈从街上回来,会买一车柴火。扛柴火的卖家是雁荡山灵岩村人。我们称他为折柴人。这一担柴火很大,卖柴火的人很难从大门口挑到屋子里,然后堆在墙角。母亲生火的时候,从高高堆起来的柴火里抽出柴火。这样一担柴火能烧多久,取决于柴火的质量。硬柴(带树枝的杂木)多了,就经得起烧。有软柴(羊毛柴)就不烧了。前者贵,后者便宜。我妈买的柴火一般能烧十天左右。我所知道的雁荡山,是我大哥最早看完给我妈讲过的。

村里人称之为雁山,我称之为雁山。秋天来了,秋深了。我穿上秋衣秋裤,背靠着凉风,远远看见一群大雁在飞。他们翻山越岭,离我和上林村越来越近,直到我听到大雁的叫声——“嘎——”“嘎——”“嘎——”。然后一群仰着脖子的伙伴也学着大雁的叫声——“嘎——”“嘎——”“嘎——”。在学习它们叫声的过程中,它们在我们头顶上高高地飞,向着海堤,落下,然后沿着海岸向南飞。

到了读书的年纪,我们去了上林村前的泽前村的中心学校。早上,我迎着阳光去上学。下午放学,太阳从西边落下。有时候,太阳很大很红,不会落下来,映着朋友们红红的脸,此时的我眼睛异常明亮。上下学的路上,有牛刺,有蓝蜥蜴,有屁虫,有湿牛粪。公牛的蛰刺会突然让我们尖叫,蓝色的蜥蜴会让我们脚步凌乱,加快速度,踩在被太阳晒暖过的湿漉漉的牛粪上,脚底温热,微微发痒。上学路上,只要抬头就能看到雁荡山。那时候除了在雁荡山中学读书的大哥和经常买从雁荡山上捡回来的柴火的妈妈,没有人关心这样一座山。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雁荡山,雁荡山这个名词在我们平淡无奇的小学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我们是雁荡山脚下的一株野草,生活在雁荡山的风里、雨里、云里,在风中成长,从来不关心雁荡山本身。

有一年春节,天气晴朗,长长的海堤上突然出现了很多人。他们和海风一起,从海上来,从对面的玉环群岛上来。他们衣着光鲜,这些人去的地方是雁荡山。我和朋友会站在村前的空地上,看着他们一批批走过村道。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喜悦。村里的大人也站在空地上看着他们走过。大人比小孩多一点困惑:想不到这么多人会来看一座山。那块岩石、那片植被和柴火有什么可看的?春节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长长的堤岸一如既往的空旷,日出日落,潮起潮落,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年以来,每年春节都有大量游客乘船游览雁荡山,游客前往雁荡山的路线由海路改为陆路,直至玉环岛与内陆有了直通公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明天,我们跟家里人说一声,带上午饭,明天一早去逛雁荡山。有同学说,我们不是天天看雁荡山吗?那里有什么可看的?老师说,去就行了,哪里来那么多话!这次去了雁荡山的灵峰。我带回家的午饭是用手帕包着的糯米饭,里面塞着鱼干和一小块肉。从学校到雁荡山的距离是四公里。所有的学生都全神贯注于他们手帕或书包里的午餐。在到达山区之前,一些学生开始吃午餐(实际上,这仍然是早餐时间)。只有几个同学到达灵峰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午饭。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饭,我们这些早早吃过午饭的同学心里很难受,也很饿,但我们还是要忍住。快饿了,我们看到高耸的山峰,奇石,黑云飞来飞去,新鲜,惊喜,恐怖。

第二周写作文,我写了一个流水账句子比如“一群同学午饭吃得太早,饿着肚子绕着雁荡山游了一圈,山风太大,吹得我们衣服都竖起来了,我们赶紧跑回家”。由于缺少风景描写,语文老师只给了我及格的3分。那些能坚持到最后一顿午饭的同学,可以详细描述一下灵峰的景色。我看到语文老师在他们的作文本上表扬了很多用红墨水画的圈。但是,从此以后,我会时常想起雁荡山的灵峰,想起当时的饥饿,想起身边的绝壁山峰,想起看到风景时的迷茫、紧张、陌生甚至恐惧的感觉。每当放学路上抬头看到雁荡山,游览灵峰的感觉就会占据我懵懂的心。当天气晴朗,雁荡山顶白云飘飘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放松的。当乌云压在山顶的时候,或者连续下雨看不清雁荡山的时候,心情就很不好。

上林村后面那条河床很宽的小溪叫白溪,这条小溪两边有茅洋村、白溪街村、上林村、黄裳村、上阮村、江边村。旱季,整条小溪没有一滴水,河床是一片白得耀眼的卵石。6月以来,台风季节来临,暴雨倾盆。雁荡山溪流的洪水让村子后面的白溪溪瞬间暴涨。咆哮的洪水冲向东海。有时候,半夜会突然响起锣鼓声,叫醒熟睡的村民,提醒大家洪水将至。这个时候水位肯定已经到了大坝最危险的地方。如果再涨一英尺,就会冲破堤坝,危及村庄。这个时候,劳动者们就会披着蓑衣,摇着手电筒,搬着装满沙子的草包,在大坝上过夜。我们这些孩子经常睡到半夜。每当暴雨开始,父母都会说大雁里的水快下来了,不知道这次会涨多高!

第二天,暴雨停了,洪水退了。孩子们来到高坝前,光着脚跑着,看着一条宽阔的小溪,大声喊着。孩子们的吵闹声在流水的声音中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一天后,当小溪退去,你可以透过流水,看到流水下覆盖着干净的蓝色鹅卵石的河床。阳光照耀时,无数摇曳的明亮光晕覆盖在下面的石头上,晃动着我们的眼睛。

过一天,小溪又会落下来,孩子们可以下到小溪里去玩了。这时,孩子们会抬头看着雁荡山的方向,想,这些小溪真的是从这座山上流下来的吗?此时的雁荡山,云淡风清,山青水绿。

虽然我们春天去过一次灵峰,可以看到眼前的雁荡山,但是雁荡山离我们这些孩子还是很远的。童年时,我们只是远远地看一眼雁荡山,有时是清晨,有时是中午,有时是黄昏,如此频繁。我们和雁荡山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水、云和微风,还有妈妈买回来做饭用的雁荡山柴火。

大哥在雁荡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我们春天去的时候,大哥正和另一个同学有说有笑。大哥的笑声很大,他的同学正坐在格子店的下铺听他说话。大哥带我们逛了他们学校操场,看到了操场上的篮球场,看到了他的同学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等我们回到大哥宿舍,他的一个同学拿了几个灯泡,把灯头拧下来,然后在水泥板上磨了一个小洞。他做得很认真。大哥去帮忙磨了。每个灯泡磨出一个小洞,就打开水龙头,往小洞里倒水。慢慢地,几个灯泡装满了水。大哥的同学和大哥一起,拿起沉重的灯泡,一个一个扔向一面墙。灯泡撞到墙上,沉闷地爆炸了,墙上留下了放射状的水痕。我迅速扔掉了灯泡。扔掉灯泡后,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墙上的水也很快褪色了。

这个学校是大哥的学校。

冬天来了,大哥初中毕业去当兵了。走的那天,我和三哥上街坐军车去他们雁荡中学。一群参军的年轻人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没有徽章和帽子。我差点没认出我大哥。很快,他们唱道:“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一边唱着歌,一边上了车,离开白溪,去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临走前大哥告诉我,家里衣柜最下面有一个给我的软软的小本子。回到家,发现这个笔记本,郑重的在封面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心情阴郁。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去过雁荡山。

真正进入雁荡山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

1984年夏天,我被工厂调去雁荡山工作。这一年,我骑着飞鸽自行车走进了雁荡山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地点分别是:香岭头、朝阳洞、谢公岭角、观音洞、北斗洞、北坑、南坑、雁荡中学、香岩门、烈士墓、景明、夏喆瀑布、中者瀑布、上灵岩、下灵岩、灵岩寺、莲花洞、龙壁洞、马鞍岭、能仁寺、大龙瀑布等我骑得很慢,一年之内,我走完了这些地方。仔细看看一些摩崖石刻。这么多摩崖石刻中,我最喜欢灵岩寺后路边的“天开图”,灵岩寺前的“海上名山,天下第一”,观音洞的“剑渡雁山”,大龙瀑布的“千尺朱姬”。1985之后添加的现代摩崖石刻,除了少数,几乎都是失败的。从那以后,每当我看到这些现代碑文,我的心就很难过。

在南坑呆了很久,坐在山路上,不想再起来。听着轻微的风声和枝叶的摩擦声,我几乎和周围的植被成了亲戚。

同样在南坑,靠在一块巨石的斜壁上,岩面突出的部分靠在背后,传递着粗糙、坚定、生根。天空特别蓝。身体在这一刻既卑微又沉重。

我在雁荡山工作期间,还住在上林村,骑自行车早出晚归。1986,我在上林村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子西侧有阳台,站在三楼阳台上,正对雁荡山。这时候我就能清楚地知道隐藏在雁荡山深处的各个景点的位置,各个景点的景观细节,岩石的具体深色,树木的位置。雨季到来时,到处都是瀑布。此时,我的雁荡山观和我少年时的雁荡山观,终于在时空和内心深处连接并延续。

其间,我在工作过程中接触了隐居北斗洞的温州师范学院音乐教师陈先生、早年毕业于杭州美术学院的黄先生的学生盛木夫先生、湘陵宾馆厨师老唐先生、雁荡乡党委书记老金、雁荡小学副校长张永顺、行政局副局长谢军以及同事、史立志。当时,陈先生在北斗洞住了很长时间。在窑洞里,他对着董其昌《忠孝传家宝,诗书万岁》的对联拉琴。他演奏诸如小步舞曲、托塞利小夜曲、冥想、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作品,有时还演奏二胡、河流与河流、夜之夜、二泉映月和空山鸟鸣。有时候我从山脚下爬楼梯,远远就能听到他若隐若现的小提琴曲夹在山风之间。与他同住北斗洞另一翼的盛木夫先生,静静地摊开宣纸,用焦墨描绘雁荡山山水、情侣峰、犀牛望月、果箱桥、大龙瀑、大龙瀑,轻盈飘逸的瀑布被涂成黑色。有时候,为了谋生,盛木夫先生还会在雁荡山的山水题材上画一些书签。书签是泡沫塑料做的,挂在门口卖,不明码标价,游客自己掏钱。当我去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一些过去的事情。比如康有为的儿子随父亲去雁荡山时,引起了与蒋树南的一件不愉快的事,谈到了作家峻青与他去雁荡山时的交往。香菱饭店的厨师汤是农村工作队的成员,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在工作队的时候,总是乐得带头下乡进山。一有空闲,他要么唱京剧,要么在乡下讲黄色笑话。我的心情经常被他感染,一时忘记了专案组本身的不愉快。雁荡小学语文老师张永顺喜欢在教学之余写诗。他来找我,说要一起创办一个文学社,一个社会杂志。那天我们把社会杂志命名为《盐湖村》。第二天,张永顺开始养稿,送到一家打字店打印。我设计了封面,很快“盐湖村”正式成立。这是雁荡山最早的文学社团。管理局副局长谢军先生是我到雁荡山工作时接触的第一个管理成员。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雁荡山工作了几十年,走遍了雁荡山的每一个角落,编著了《雁荡山民间故事》、《雁荡山古诗词选》等书籍。他退休后,我有一次在乐清的云浦路上遇见他。他说自己在云浦南路开了一家字画店,想把前几十年在雁荡山积攒的字画挂出去卖。后来我接待外地来雁荡山考察的学者,有几个以前来过雁荡山的人都会问起谢军近况,2010年,舒婷来到乐清白石中雁荡山,向我问起谢军先生,说他1990年去雁荡山,印象很深。我说,谢先生已经去世了。她又惊又悲。

还有茅沅,他的艺名是伊沫。他在行政局园林处工作,在我隔壁上班。1988我离开雁荡山半年后,他也离职南下深圳。他自己创办了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编著了几本《世界华人艺术家大典》,从事水墨探索。然后去了纽约,回国,住在北京798,然后住在丽江束河。最近和他见面,聊起二十多年来彼此脸上的沧桑和疲惫,都有无限感慨。

还有智明。智明和我同岁,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5从雁荡中学调入雁荡山管理局。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雁荡山工作一年多了。在办公室里,他坐在我对面。平时,我们聊很多。他下棋赢了县排名,所以我经常看到他找人下一副棋,但是在管理局找不到对手。就棋而言,他是孤独的。他读了谢灵运在雁荡山上写的唯一一首诗《从肋竹溪过岭溪》。诗中,谢灵运写“神紫溪,南山,七里山岔开,去晋竹溪数里”。他看完之后琢磨了很久,说深子溪应该是景帝的村名错误,因为谢灵运听不懂雁荡柏溪话,在景帝说错了。他的孤独后来从象棋延伸出来,对人对事对世界都是孤独的。渐渐地,他进入了一种巨大的孤独。一天,他肩上挂着一双皮鞋来上班,坐在办公桌前。我说,你提着皮鞋。他笑了。过了几天,我没见他来上班。问的时候我说是身体问题,暂时不来。我离开雁荡山后,有一次在县城的人民路上遇到他。他坐在路边,茫然地盯着一个地方。然而,他看到我,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文兵!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有时候我陪客人进雁荡山,路过他家门口,就会想起他,一个老同事,智明!

我离开雁荡山去县城后,进雁荡山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几乎每隔一个月去一次雁荡山。大多数时候我和客人或朋友一起去。我还参加过几次在雁荡山召开的文联写作笔会。文联笔会在雁荡山举办过多次。有一次笔会是在盐湖景区的农家旅社,住宿是每人25元一晚。旅舍位于梅雨瀑布外,售票处旁边,靠近小溪。这次笔会的时间是冬天,十几个作者穿着厚厚的毛衣来了。文联办公室主任陈显玉和作者卓大千到村里去给旅社接肉、鱼、菜。他们一起成为了这次笔会的领袖。夜幕降临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群人走出旅社,手拉手走过售票处,来到梅雨瀑布底部听水声。然后我摸索着回到旅社,坐下,叫了花生和猪头,热了农家米酒,胡言乱语到深夜。这次笔会,一周七天,我带了一个中篇小说的想法来写。这部小说的名字叫《颤抖的夏天》。我在第一天的午夜写下了这篇中篇小说的第一段——“大豆厌倦了教书,但大豆还是要继续教书。”晚上,黄大豆住在学校一角的单身宿舍里,给在省会杭州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黄大豆在信中写道:在八珍不教书能干什么?也就是说,黄大豆必须在八珍教书,而且只能教书。不教书他们能干什么?“第二天,我去了西石梁的大瀑布,坐在瀑布对面的巨石上,听着哗哗的水声,看着瀑布奔流而下。我身体的冰冷瞬间增加,水的力量借助瀑布的形态和噪音到达我的身体。这是一个没有人需要说话的时刻。面对它,不需要说,不需要想,只要身体有感觉,只要身体真的冷。当然,这是我独自面对西石梁大瀑布时的感受。这种感觉很自由,幻觉和现实混杂在一起。回到招待所,我继续写小说。在周末,这部小说完成了五分之四。笔会第六天,准备爬山,向海拔1000多米的盐湖山进发。林业局副局长李振南曾提前一天联系盐湖茶场与我见面,但第五天恰逢大雨,无法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进,于是我取消了原计划攀登盐湖山顶的计划。这次笔会持续了七天,除了小说,我的感受只止于西石梁瀑布。

雁荡山我写的很少。三篇短文:《大雁的感觉》、《过马鞍岭》、《离开雁荡山》,五千字。前两篇分别发表在《浙南日报》和《上海新闻》上,最后一篇发表在《小泰》上。相对于浩瀚的三十年,这个文字只是一个看不见的小斑点,几乎不存在。

但更多的是我在与各国朋友的交往中谈到的雁荡山。我给他们描述了雁荡山的景观,描述了雁荡山的人和事。他们也期望从我的瞳孔里看到雁荡山或秋艳的影子。他们听到的是普通话发音的“雁荡山”,那种方言的雁荡山离他们还很远。比如你去上灵岩村、下灵岩村、能仁村、罗汉寺村、焦玲村,听村民用泰州话讲雁荡山,那就是另一个雁荡山了。有一次,我陪几个朋友去雁荡山和上灵岩村。我遇到几个村民靠在石墙上,冷眼看着游客,被围观,有说有笑。他们抱着胳膊,在台州大声谈论着村子,以及村子和旅行社的利益冲突。同时,他们也嘲笑了一些在他们面前装模作样的游客。孩子则相反。有一次,我在下岭岩村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疯了似的到处跑。遇到游客,他会回答问题,给陌生人讲一些家里的小秘密。雁荡山脚下白溪街一带的人把上述村民称为燕山人。村民说台州话,会在每个旅游摊位出现和流动,或者用带有浓重台州口音的普通话向游客推销雁荡山土特产。我之前的那些话,那一点点的话,离他们还是很远的。我为我的小话感到惭愧。同时也让我很放松,因为我的字很小,不存在。

在前人关于雁荡山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我对英年早逝的之子张九义的《雁湖》一诗情有独钟:“临山古寺静,钟响雨落庐州。半夜惊起,沙头岩破江南秋。”无论我在雁荡山的什么地方,当我在雁荡山山顶回望天空的时候,这首诗总会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在有着庞贝的雁荡中学空荡荡的老办公楼前的操场上,我们走在落满落叶的空荡荡的老校园路上。我们谈到逃到雁荡来这里教书的胡兰成,脑海里却蹦出了张九义的这首诗。几年前,我请文联的同事、书法家张保利为我写了《张九义》这首诗,然后一直保存在书柜深处。这首诗,它的超然气息常常影响着我,甚至在深夜出现,在黑暗中攻击和包围。

对我来说,它已经是一种象征:空虚、寒冷、孤独、遥远;是另一座雁荡山,诗意的雁荡山。